“那我们保持联系。”比尔-罗西斯适时的提出了告辞，“再见，迈克尔。”

迈克尔-阿特德点了点头，“再见。”

送走比尔-罗西斯，迈克尔-阿特德拿起手机，一口气打了足有十多个电话，跟导演工会理事会的很多常任理事就此事进行了交流。

至于那些牵扯到天主教会的电影情节是不是有事实作为依据，无论是迈克尔-阿特德，还是其他理事会的成员，根本都没有过问，在他们的脑袋里，好莱坞拍什么题材和内容，那是好莱坞的自由，外来者不满意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胡乱干涉就是在侵犯他们的自由权力！

接到比尔-罗西斯打来的电话，墨菲立即准备好了相关的材料，第一时间亲自送去了导演工会，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在奥斯卡提名名单公布前后，他就会再次成为导演工会的一员。

导演工会、编剧工会和制作人联盟，以及其他几个工会组织的发言人，在被媒体问及天主教和《迭戈-罗斯》这部影片产生的一系列争论的时候，无一例外的都站在了墨菲这一边。

放眼整个好莱坞的电影圈，除了极少数的天主教信徒表示导演选材涉及宗教的时候必须谨慎再谨慎之外，绝大多数被问及此事的人都或多或少的表达出了支持《迭戈-罗斯》的意思。

在这个自由主义越来越泛滥的圈子里，当外来势力触及到圈内人标榜和视为禁区的自由的时候，引起反弹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即便好莱坞与天主教曾经有过深刻的联系，但在如今这个时代，形势早已完全不同了。

墨菲正是因为深入的了解过这一点，所以才敢实施这样的计划。

1929年，以虔信天主教的出版商马丁-奎克利和耶稣会士丹尼尔-劳德为主的五位天主教界人士替电影业起草了一份自律性制片条例，旨在对电影的制作起到道德方面的约束作用。1930年，这份草案被电影工业的巨头们全盘接受，并由“海斯办公室“负责执行，这份文件就是后来统治好莱坞长达接近三十年的《电影制片法典》。

对当时的好莱坞来说，“海斯法典“是一个既能平息多种宗教组织抵制电影的风潮、又能避免警方或政府对影业的干预的自我调节手段。

“法典“将电影定位为“大众的娱乐“，但这种娱乐负有“特殊的道德责任“，因为它有着不同于任何其他娱乐或交流手段的特点——一种能够超越种族或阶级的界线、超越各种社会或政治壁垒的普遍魅力，以至于人人爱看。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电影的制作者不能享有与舞台剧作者、小说作者或报纸编辑同等的表现自由，电影成为20世纪的道德剧，要告诉大众应当如何循规蹈矩的生活。

1933年夏，费城大主教声言在其教区内上映的影片“偕越“了天主教道德规范，号召所有教徒全面抵制这些影片；同年，芝加哥天主教势力亦加入声讨行列，50万名女天主教徒还联合发起了抵制好莱坞的所谓“圣战“。

1934年，全美教会组织“天主教道德联盟“成立，其主要职责就是检视好莱坞影片的道德内容，向海斯办公室下达应当完全禁映或重新检查的影片名单，给胆敢“偕越“天主教道德规范的影片贴上“谴责“，联盟甚至发动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徒对他们认为应受“谴责“的电影进行抵制，甚至在影院门前设置纠察哨，阻止人们进入。

为了保证天主教徒在反对电影的联盟行动中信守教会的指示，辛辛那提主教麦克-尼古拉斯甚至为“道德联盟“起草了一份誓词。

从此，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徒都必须在望弥撒时在神父的带领下进行宣誓，承认电影是“对青少年、对家庭生活、对国家和宗教的一种严重危害“，向上帝保证不去观看被教会指认为“邪恶的和不健康的“影片。

除了这种口头宣誓以外，许多天主教堂还要求教徒们签署一份正式的保证文件，在短短几周之内，光是在芝加哥和波士顿就有一百多万人进行了反电影的宣誓。

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好莱坞被天主教会干涉最为严重的时间段，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结束之后的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

但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天主教会对好莱坞的影响一再受到强烈震荡，面对二战带来的灾难，根据天主教的道德观念在银幕上营造出来的“温馨世界“越来越令美国观众难以接受，更不用说身受战乱之苦的海外观众了。

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天主教对好莱坞的巨大影响开始崩溃，美国社会思想变迁，尤其是二战对传统观念的破坏性影响，使教会的社会影响力严重减弱，也使制片规则的道德戒律在时人眼里显得滑稽可笑。

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嬉皮士等反传统运动的兴起，天主教对好莱坞的影响已经减弱到了可有可无的境地，而到了新世纪，好莱坞内部已经无法容忍天主教势力对自己的干涉。

比如墨菲前些年亲身经历过的，《达芬奇密码》根据丹-布朗的同名小说改编，其中充满涉及天主教的内容，很多都颠覆了天主教宣扬的理论基础，可以想象这部影片会受到天主教多大的阻挠，但影片不仅没有流产，还成为了当年最大卖的影片之一。

不止是好莱坞变了，北美的观众，哪怕是一些天主教观众，同样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