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顺道：“贤侄你为人厚道，可是不知这边关的情形。有些骄兵悍将，依仗着一些微末战功，便无法无天，目无上官，若是不加以约束，怕是再难管束。因此只好平日里多加敲打，免得他们放纵起来，便不好制了。”

杨顺这话指桑骂槐，严鸿未置可否。张承勋跪在地上一动不动，杨顺道：“还不起来？你既是与我侄儿有交情，这回的事便算了。没你的事，不必在这跪着。一旁坐下，待会去领你那人马的犒赏就是。”

等到张承勋退到一旁，杨顺道：“贤侄啊，宣大这些兵痞，平日里穷的狠了。打了胜仗，便想多要犒赏，想着发一笔横财。你是京官，没与他们打过交道，怕是被他们骗了。不如这样，你回头将犒赏过数，移交给叔父，由叔父派人代发下去，保证出不了纰漏。我好歹在这带兵多年，熟悉他们的脾性，手里又有军法，料他们不敢跟我胡闹。至于贤侄你，就在这大同待着，休养休养。回头我保你这犒赏之事办的妥妥的，天家和阁老面前账目全清。”

这发放犒赏，虽则是散财童子的干活，但也是个苦差事。朝廷发下来的，是足锭金银，但是这个没法发到当兵的手里。五十两一锭，怎么发？必须要兑换成散碎银子，再行发放。按说山西地面上有晋商，他们财力雄厚，支应这种差事倒是支应的起，可是在商言商，他们肯定是要牟利的。这种兑换完成后，要抽一定比例的水钱，也即是今天所说的手续费。而从朝廷角度上，却又不认可这种规矩的合法性。这就造成发放犒赏，与朝廷下拨数之间，必然有出入。更别说朝廷圣旨上写赏金五十万两，从户部提出来时，从主事、库大使到尚书、侍郎大家都要分润一二，能提出来四十万就不错了。若是不肯给这个好处，那么这笔钱不知道要拖延多少时日，才能发放。再加上商人抽的水钱，这里面的亏损更多，这种亏空只能分摊在领犒赏的军兵身上。再加上秤与秤之间的误差，发放犒赏时，就是个看脸色的过程。虽则那时候文重武轻，武将在文官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更别说一般大头兵。然而大头兵同时也是头脑最简单的。就算由他们承担亏空，到底承担多少，怎么分派法，都有学问。各个部队的武将之间利益也要协调。这些东西弄不好，轻则怨声载道，重则哗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严鸿年纪毕竟还轻，对边关又不熟悉。杨顺主动把这活接过来，也算是勇挑重担，替自己人分忧。而且他久在地方，于晋商厮混的熟悉，由他出面负责联络兑换事，于水钱上，也能减上几分。

若严鸿这次的目的真的只是来发犒赏的，那就这么处理，倒也无可厚非。然而严鸿想来，这次自个发犒赏是名，天家安排的实际意思，是看看到底宣大这边的情况如何。既然存了这个目的，那么有些事情就不能偷懒了。

杨顺之前就被参奏贪墨犒赏，如今他的问题也没算调查清楚。如果把犒赏移交给他，让他随意去折腾，而严鸿自己则在大同干等的话，那到时候整个宣大问题还是笔糊涂帐。

至于严世蕃的交代，严鸿当然也要考虑。但是不是建立在葫芦案的基础上，而是先搞明白事实，然后再想着怎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他打听主意，发犒赏的事儿再难，自己也得亲自走这么一遭。毕竟边关的事儿，人说一套，有时候需要亲临现场，与不同的人攀谈才能获得真正信息。一般的大明文臣，很多时候都是夸夸其谈，直接把邸报上的消息，或者耳口相传的朝议当成事实基础，既省事又简单。严鸿却是做过21世纪销售员，好歹知道调查之后发言才有力的道理。

再说，杨顺这家伙在宣大做的事情，多半也有仗着天高皇帝远，胡作非为的原因在内。自己多调查些实情，对边关情况一清二楚，这样杨顺也懂得怕字。若是就这么被他过去，怕是杨顺更以为自己好对付，行事越发张狂起来。便是对严府的前程，也是不利的。

因此严鸿只一笑道：“叔父有心了。但是这事既是天家委下来的差使，小侄怎敢随意推脱躲清闲？这担子实在是吃力，但也只好担起来，若是有不到之处，还要叔父多多帮衬才是。那马芳又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