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这么一件。

在建文帝逃亡的最初几年里，生活非常艰难。因为盘查的严，所以生活经常陷入困顿，最惨的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饱。有一次，贴身大臣杨应能、叶希贤，去弄一些必要的药材，因为刚逃到千里之外的异地，所以他们君臣三人都水土不服，经常生病，所以药材成了生活必需品。但可能是因为地势不熟，这两个人就迷路了，竟然两天都没有回来。

建文帝就整整等了两天，也整整的饿了两天。最后他实在是饿的受不了了，就冒着暴露的危险，从寄居的客栈里出来，准备自己想办法弄点吃的，因为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并且能卖的东西，都早已卖完了，他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弄点吃的。本来，他的一身装扮就是和尚，托钵化缘，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即使没钱，弄点吃的还是不成问题的。

但建文帝毕竟做过皇帝，行为举止和一般人很不一样，要他开口要饭，即使是饿死，他也做不到。他自己也下了无数次决心，但还是张不开口。

最后，没办法，建文帝找了个折中方案——自己写字作画，然后拿去卖钱换吃的。于是，他在小镇上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拿出带着的笔墨纸砚——除了衣服外，这算是他唯一的财产了——开始写写画画起来。

这个小镇，本来就地处偏远，念书的人很少，并且还比较穷。所以，好奇、围观的人多，而却没人要买。建文帝饥肠辘辘，越写越觉得自己的两腿发软，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只好咬牙硬撑着。后来实在站不住了，他旁边恰好有个残破的石桌，石凳，于是边把笔墨纸砚移到了石桌上，而自己也好能坐在石凳上，这才感觉稍微舒服了一点，然后继续低头写字、作画。建文帝也许没注意到，在围观的人群中，有另外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正目不转睛的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建文帝也许意识不到，因为他成长的环境太特殊了，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坐立行走，和一般人差别很大。虽然在外流亡这么久，但从小养成的习惯，却不容易改掉。也许在一般人来，只会觉得这个和尚行为举止有点怪，但要是遇到一个有见识的高人，则很能就能判断出，这个和尚的经历和出生应该不是一般人。

因为在古代，不用说皇帝，即使一般的士大夫，也十分重视自身日常举止，如东晋的陶侃便是“职事之暇，终日敛膝危坐”——平时即使在私下场合，坐姿也不是随随便便的。

宋朝的司马光平时“燕居，正色危坐”。清圣祖康熙皇帝文治武功，威名显赫。平日上朝时，威严的端坐龙椅，俯视着众人，殊不知这种皇帝举止修养的基本功，其实是在长期严格的要求下培养出来的。康熙帝曾回忆说从小“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轨”。而登基后和大臣们议政，和经讲官研读书史，甚至是在家庭聚会谈笑等私下场合，也都是“率皆俨然端坐”。

而这个观察建文帝的和尚，恰巧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所以，他已经在建文帝的举止之间，出很多端倪来。这个和尚，也将要用一个极为微妙的方法，来确定建文帝的身份，而这个方法，就是通过一系列极度微妙的细节，来进行的。

其实，智慧的高低，能力的强弱，往往最能体现在细节上，一些智慧非凡，能力超群的人，往往是通过别人极度忽视的细节，来匠心独运的加以运用，不时就能创造出让人惊叹的奇迹来。

例如，在二战中，德国的一组训练有素的间谍，来到苏军的司令部，冒充是上级派下来视察工作的。说是要苏军的作战计划。也许这帮间谍伪装的太好了，苏方司令部人员一开始竟没有发现。

这使这伙德国间谍很是得意。甚至其中的一位，得意的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了，他很放松的坐在桌旁，翘起二郎腿，用手指轻轻的在桌子上敲着拍子。

但是他忘了，这是苏军的司令部。

在这里的所有人员，都是苏联军队的精英级人物，可以说这是“人精”聚集的地方。这些人的知识，智慧和观察力绝非普通士兵能比。

所以即使这个间谍轻微的用手指敲桌子，这个极其细微的举动，也没躲过一个参谋的眼睛。因为这个参谋已经辨别出，眼前这个人敲的是德军的《胜利进行曲》的鼓点。

就是这个细微的动作，泄露了一切秘密。这个参谋偷偷的向上级打电话求证。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德国间谍，被苏军一个不少的如数捕获。

美国的情报机关，想得知侵华日军的编号。他们想了一个比较妙的办法。从日本人的行为特点出发。

日本人有什么行为特点？当然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日本人的服装，文字，建筑无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上层的知识分子，都以能写中国汉字，能背中国古诗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