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的各种苛捐杂税如果整理起来，可以写成一本百万不过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有四种：土贡、田赋、捐税、厘金。

土贡，即地方政府按照季节对当地土特产征税。在满清刚刚入关的时候，为了收罗天下珍奇、特产供满族贵族享用，朝廷下令八旗对所控制的区域征缴各类土特产。于是各地方百姓，按照季节（主要是春节、皇帝、太后的生日等），将当地土特产以实物的形式上交给各地将军衙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土贡慢慢的演变成为一种常规税收，分成地方、国家两个部分。

田赋是朝廷对拥有土地的人所课征的土地税，起源于夏。熟地纳税赋称“升科地”，岁交大、小二租，大租上解国库，小租留为“经征补助费”，由地方开销。田赋是历朝历代的一个常规税种，也是朝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到了清朝，田赋完全变了味道。清朝在田赋正额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加征，主要是火耗、平余和漕粮附加三项。火耗，清初，田赋多以银两缴纳，各州县收入田赋银后，要把所收纳的零碎银两，熔化成规定重量的银锭才能人库。由于在熔铸时，重量有所亏耗，因此，各地征收准适当多征一些，以补亏耗之数。但地方官吏往往借此苛索，成为剥削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平余，雍正时，四川的不法官员在征收赋税时，暗将头加重，以增收银两。乾隆三年，为整饬暗中加重之弊，准四川在火耗之外。每百两提解六钱，称平余，以后各省仿行，成为田赋的加征。漕粮，是指向京城运送漕粮的各种加征浮收，漕粮是清代田赋的一部分，以实物缴纳。鸦片战争后，清廷为支付不断增加地对外赔款，以“分赔”、“摊赔”、“代赔”等名目将沉重的赔款负担分散给地方。地方无款可筹，只好以附加税的形式。附加于田赋，且名目繁多，如随征津贴、亩捐、按粮捐、按粮输等等。光绪初年，田赋亩捐已超过正赋。由于田赋附加无一定章法，是财政搜刮的一种重要手段。

税捐：分国家税、地方行政司法补助税、地方公益税三种（名称裸奔记不得了，按照现代的名称写）。国家税上缴，地方行政司法补助税留做本地官员开支经费，地方公益税为地方公益事业经费开支。

厘金是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在正常情况下。每省都有边卡，对来往客商征收“常关过境税”。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整个南方变成战场，这些边卡也就完全丧失，而地方军队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费，在其控制区内设立厘捐局卡，征收百货厘金。厘金本为临时举措，但是战后不但没有撤销，各地官员为了地方财政反而变本加厉。江苏由于有漕运总督府、两江总督府、江宁布政司、江苏布政司四个税收系统，因此成为厘金最严重的地区，税卡最多的一个县竟然有81处。

厘金一般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前者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商。行厘一般是货物在起运地征收一次厘金后，在转运途中又重复征课。有所谓遇卡纳税及一起一验或两起两验地办法。有些省则在货物起运地及到达地各征一次。坐厘有埠厘、门市月厘、铺捐、落地厘等名称，是对商店征收的交易税。此外，还有先捐后售的出产地厘金。如对丝、茶、土布在出产地所征收的产地捐。如按商品分类，厘金以百货厘为主要部分，征课的范围很广，名目繁多。百货厘之外，还有盐厘、洋药厘及土药厘。盐厘为盐课以外两征税，洋药厘是对外国进口鸦片征收关税以外的厘金征课；土药厘是对本国自产鸦片的课厘。据同治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69～1908)全国各.+.占总收入的92%，茶税约为1.8%，，3.3%，约为2.1%。金虽然增加了清廷的收入，不过却大大阻碍了商品流通，而且厘金只向华商征收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地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

以前两江地各路官员给这四个税种增加了无数附加名目，造成四个税收体系极度混乱，其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厘金，而最不好改革的也是厘金。三省的土贡，田赋（包括田赋附加税）、税捐即便按照正常比例征收，两江也能得到全国最高的地方财政收入，因此在这三个方面，袁世凯只要直接去掉以前贪官私自增加的部分，按照合理的比例进行征收，即可保证两江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支持今后的发展计划，而对于厘金，他现在不仅不能改革，朝廷还要他保护！

江南之富裕，不是指的这里百姓有多富裕，而是这里每年为朝廷上交地厘税多！首先，江苏商贸的繁荣，其百货厘金几乎占据了中国百货厘金收入的2；其次，江苏盛产盐、茶、丝，盐厘、茶厘几乎占据中国的3；最后，上海英、法、美三国租界占据地地盘比上海县城还大，里面的洋行1884年达到275家，经营鸦片生意的有75家，江苏成集散地。大量地鸦片商人云集江苏，使得本土鸦片种植也“欣欣向荣”，因此江苏的洋药厘、土药厘成为两江、乃至全国最大笔的收入。江苏厘金已经成为朝廷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就连北洋水师的军费也主要从江苏上交朝廷的厘金里抽取，如果袁世凯贸然取消，慈禧那一关就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