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八年，对于大清的百姓而言，这是难得的一个太平有战乱、没有重赋，连老天都帮忙，没有大的天灾。而这一年，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丰收的一年，虽然比较他的志向而言，这点收获还远远不够，但是已经为他那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今朝鲜的战事已经平定，也就是说立功的机会基本已经结束，在光绪九年到来的时候，袁世凯又把目光投向了在大清国土另外一端的越南。

刘仲及是光绪九年三月底来到朝鲜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文增瑞、徐世昌的两封信件。文增瑞的信中主要汇报了助学会的开展情况。这一年，项城、陈州两地有九名学子在助学会的帮助下通过乡试，并且有三人在才学和忠心方面达到要求，可以提供给他们参加光绪十二年大考的资助。文增瑞还打算在上海、南京等地开办助学会的分支，希望吸纳更多的穷困学子。

若文增瑞报的是平安，那么徐世昌传来的消息则是惊喜！在袁世凯的援助之下，徐世昌在大考中以探花及第，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历史上，徐世昌乃光绪十二年进士，不过这里袁世凯对他的资助提前了四年，因此书中将徐世昌高中时间提前。）徐世昌出身苦寒，他“单纯”的背景、优良的成绩引起了朝中不少大臣的重视，其中对他最为青睐的莫过于新入军机处的翁同龢（音同和）。翁同龢乃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二十七岁的翁同龢以徐世昌一样的成绩入翰林院任职。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业，连续成为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老师。光绪八年，应慈禧的意旨入军机处。翁同龢以文入仕，其家族历代都是杰出文人，因此对于徐世昌这种“品学兼优”才子的好感可想而知。

徐世昌利用翁同龢的关系迅速在朝中编织了一个信息网络，虽然现在这个网络还不完善，但是已经足以提供给袁世凯许多有用的信息。据军机处传来的消息，光绪九年三月，法国交阯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指挥法军攻占越南产煤基地鸿基，后又克军事要地南定。紧张的局势，使得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廷速派军应援。对于越南“保护权”的问题，清廷内部产生了许多种不同的声音，不过在动荡的局势面前，朝廷还是命令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此时，朝中大臣就越南的问题分成了“主和”、“主战”两派。以左宗棠（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曾纪泽（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张之洞（山西巡抚）为代表的主战派极力主张举兵抗法，翁同龢也是主战派的突出代表。主和派的代表任务是握朝廷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虽然李鸿章看似“形单影只”，但谁都知道，在背后为他撑腰的是现在掌握着清廷命脉的老佛爷。

在来信的最后，徐世昌还表明了可以向翁同龢推荐袁世凯的想法，希望得到他的回复。

阅完信件，以袁世凯职业军人敏锐的嗅觉和来自上世的记忆，他得出了结论：中法之间早晚必有一战！

战争带来的，就是升迁与立功的机遇！徐世昌的来信，似乎在袁世凯眼前展现了两张巨大的棋盘，一张是布局于山川河流之上的战场，一张是布局于宫廷内外的官场。有道是人生如棋，以袁世凯目前的身份和地位，不管在哪个棋盘之上都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还做不来左右棋局的那个人。不过小卒有小卒的生存之道，只要参与棋局，相信小卒也可以“过河为车”，所以袁世凯这颗小卒决定选择一个棋局，希望在棋局中能够度过那条大河。

此时，摆在袁世凯面前的又是一个选择：沙场还是官场？选择征战沙场，意味着纵马边疆，杀敌立功，看似危险，却还算单纯；选择投机官场，就必须穿针引线，精巧布局，虽然安全，却步步杀机。

面对“棋盘”，袁世凯陷入沉思。法战争是以大清不败而败收场，既然自己左右不了结局，上了战场即便凯旋而归又有什么好处？而且这场战争后，清廷对得胜之将都是明升暗降。刘永福率部入关，他的黑旗军被清廷裁减至三百，自己却被丢到南澳作个只有三百手下的总兵。冯子才指挥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但是其后却被派到广西督办军务，这一督办，就督办到老将军去世的一天。考虑到此，袁世凯豪不犹

择了投机官场。

选择投机官场，袁世凯面前有两大难题，第一便是如何入局。虽然有李鸿章的关系，但是他是在庆字营远征军中声名雀起，现在还在军中任职，中堂大人如何能头让他回国？而吴长庆又怎会轻易放人？袁世凯在朝鲜虽然地位不低，不过在国内，中堂大人帐下他这样的五品官员多如牛毛，即便将他调了回去能委什么职务？

第二个难题便是站队。官场之中的凶险要远远大于战场，因为为官之初有个关键的技巧——站队。选择对了“主义”或者“理念”，那么一旦坚持这个“主义”、“理念”的一方获胜，你肯定步步高升。相反，要是你站错了队，虽不会万劫不复，但你的仕途，估计也难有出头之日。现在已经有了翁同龢的关系，先不说翁同龢会不会接纳他这个李中堂的“幕客”，即便袁世凯不顾得罪李鸿章而投靠主战派，似乎这也是一条死路。这场战争之后，不仅战场上的功臣们没有得到好处，那些主战派下场似乎也不怎么好。为了粉饰败绩，大批官吏被撤换，主和的慈禧战后也对原来的主战派进行了疯狂的打压，朝中数个主战的权臣被流放、革职，直到甲午战争才又为朝廷重新召回。袁世凯可不想有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