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多年以后，已经从的情报部门荣休的前情报官谭木森上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中统情报网布局还是比较早的，因此就情报的搜集能力而言，比之我们的老冤家军统，丝毫不差，在全国的全面抗战还有打响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全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情报网，开始有针对性的搜集各方面的情报。

而我就第一批奉命潜伏在京津地区情报人员，后来因为形势需要我被派往了石家庄执行进一步潜伏计划。

当时石家庄站缺少一名专业而可靠的报务人员，而我因为早年一直在上海英租界的邮局中干过报务员，从十二岁就开始干学徒，一干就是十年。

加之我之前在京津地区的确是干出了一些成绩，所以很得上峰的信任，自然的就被任命为石家庄站二号电台的台长。

其实说是二号电台的台长，也就是一个人，既发报，又译电，专门为中统的一位高级潜伏特工服务，单线联系，一对一，独立密码，对内我是的上尉军官，对外我则刘记洋行的老板。

在大爆炸发生的那一天，人和汪伪正在石家庄召开一个非常重的会议，大致的方面就是讨论以后在对我方人员的策反方计之类的事情，而上峰急于想知道这次人和汪伪会议的具体内容。

熟悉中国抗战史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当时全国抗战的形势于我方非常不利，一大批曾经在青天白日旗前宣誓过的党国要员都跑到了汪伪的那边去了，和重庆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这其中还包括众多像立法委员、部长这样的军政高官，

至于那些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就更加多着去了，有五、六十万之多，你放眼望去在，沦陷区负责治安的大多都是二鬼子，真正的鬼子兵倒少见了很，相信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王八蛋是谁，我就不想在多说了，说起来真是叫人伤心。

于是非常不凑巧的是就在我给上峰发这次会议情报的当口，大爆炸发生了，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地震，只听到“轰隆”的一声巨响之后，电灯就不亮了，于是我连忙收起了电台，从密室中跑了出来。

但是当我跑出来的时候，“轰隆—轰隆—轰隆”的爆炸声，接连不断的在市区响了起来，而且比刚才的那次爆炸更为巨烈，整个大地都在颤抖，就像发生了大地震一样，我放在桌子上的搪瓷缸甚至被直接从桌子上震掉了下来。

巨大的火球更是不断的城西方向升起，而伴随着来断响起的“隆—隆”爆炸声，漫天的浓烟，和巨大的火光，虽然是在白天，可是那已经被烤得有些发红的天空就足以说明了一切。

那边的火势真是太大了。

作为一个职业特工出生的我知道，此时的石家庄出大事了，刚才的地动山摇并不是地震，而是巨大了爆炸所致。

也就是说很可能是有人在给人的心口扎刀子。

于是，我顾不得欣赏这漫天的烟火，又径直的跑回了刚才发报密室之中，用备用干电池作为电源，重新支起了电台，将眼前所见的这一突发情况，直接上报给了上峰。

而上峰对于这一突发情况也是非常的诧异，因为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来看，我们中统在石家庄的情报人员目前还没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活动，而军统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动静，更别提什么说法了。

若是换做以前，姓戴的那个老家伙早就跑到老头子那么邀功请赏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纳闷，这究竟是谁干得。

而这之后，整个石家庄更是乱成一团，满大街都是在忙于筑街堡的日军官兵和侨民，似乎是一场大战就要发生一样。

本来在街头很少看到的重机枪更是也都架了起来，枪口直接对着过路的行人。

更为夸张的是日军的装甲车也被开到了街道上，满大街都是核枪实弹的日伪巡逻兵，整个城内陷入了一片空前的恐慌之中，战事似乎是一触即发。

人和伪军挨家挨户的搜查可疑分子，整个街道上更是布满了各种岗哨，对过往的行人进行盘查。

一直到一天之后，我们才知道，陶平将军的部队已经开到了城外的近郊，距离市区只有不到七十华里，城外所有的日伪军此时全部都开始收缩防线，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而一天前城内的大爆炸则是八路军敢死队干得，他们点了人的军用地下油库，同时也把发电厂给炸了，也就是说此时的城区是完全停电了，人的兵工厂也就全部歇菜了。

至于本来一直按时按点发车的火车更是停运了，原因据说是铁路让八路给破坏了。

至于在此次大爆炸事件中死伤及失踪日军人员，（其实说是失踪、实际也就是被炸得找不到尸骨的日军官兵）更是达到了近三百人之多，以至于当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有些不敢相信（当时人对外公示的数字是死伤十三人，失踪五个，他妈的尽胡扯）。

但事实就是如此，日军的这份伤亡报告是我们的那位党国干将提供的，他一直潜伏在日伪的内部，为党国提供了很多具有价值的重要情报，因此，他的情报一直都是非常可靠的。

说来有些可笑，大爆炸发生的第二个月，我就奉命调出了石家庄，从事另外的一项工作。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我一直无法同那位潜伏在日伪内部的党国干将见面，时至今日我们当时的那些密件也仍没有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