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议员争夺战的结束，因为对方都拥有否决权。所以新中国党和公民党都保持了相对的克制与冷静，不敢再轻易把宪法草案、总统选举等重大敏感议题提交国会表决。表明上国会趋于平静，但谁都知道下面蕴藏着即将蓬勃喷发的火山，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华民国局势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新到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前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芮恩施敏锐察觉到中国国会中的奇异景象。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会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撰文指出：

“最近一两年来，远东最大的帝国随着国家体制剧烈变动，政坛人物、机构以及法律、政治上都发生数不胜数的变化，即便最熟悉远东情势的评论家也觉得眼花缭乱。而在眼下这一刻，它突然变得沉静起来，好像是歌剧快到**的时候突然鸦雀无声、故事渐入佳境的时候突然戛然而止，在令人错愕的同时，也让人情不自禁转而追究其背后的原因。

“表面上看，局面平静的主要因素是国会两大党派，由内阁总理孙元起先生（他的另一个名字约翰逊博士，或许更为我们所熟知）统领的，主张先制订宪法的新中国党；与由临时大总统、也是最强有力的军队派系北洋军最高领袖袁世凯先生掌控的，主张先选举总统的公民党，互相都拥有否决对方的权力，于是各自都保持了相对克制，使得局面暂时冷静下来。就如同决斗时双方剑锋同时指在对方的咽喉之上，在这个时候，双方最理智的行为是各退一步再寻良机，而不是愚蠢地选择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这个古老的帝国一直实行**统治，直到1911年底前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先生率领一群热血学生、青年士兵以及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暴民推翻皇权统治为止。流亡美国多年的孙文先生在仓促之间借鉴美国的政治制度，为新建立的国家规划了最初的民主共和制度，包括总统制与三权分立，但不包括内阁总理。

“为避免远东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在西方各国政府积极斡旋下，孙文先生与北方处于军事优势地位的袁世凯先生达成和议，允诺让出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为了限制袁世凯先生的权力、保护革命党人取得的果实，孙文先生在卸任之前突然改总统负责制为责任内阁制。从那一刻起已经埋下祸根，府院之间的冲突成为必然，关键只在于何时爆发。

“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国会是作为制约府院权力与府院之争的工具而存在的，不过现在这种作用已经非常淡薄。此时国会更像是大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争斗的一个场所，可以避免诉诸武力的手段相对和平的争斗场所。但国会的约束手段非常有限，失败一方随时可能无视国会裁决，诉诸武力，进而引爆一场全国性战争，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时刻关注的！

“以上这些只是非常表面的描述，争斗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解析，比如总统制与内阁制之间的制度之争、大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力之争、军事派别与教育团体之间的派系之争等等。如果我们想竭力透过复杂烦乱的政情，企图用清晰简明的方式来探究最深层原因的话，笔者更愿意将之归结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自由思想之间的思想之争。

“众所周知，袁世凯先生出生于中国传统官僚家庭，传统儒家思想和**统治思想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从而使得他对权力极端迷恋，尤其是放纵的、至高无上而不受丝毫约束的皇权；而孙元起先生自幼生长在美国，民主、法制的观念伴随着科学知识一起成为他思想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在一起共事时，就像烈火与海水、生命与死亡一样，爆发出最激烈的冲突。

“当然，他们两人的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袁世凯先生虽然被革命党人斥为保守主义者、独夫民贼，但他在清末自强运动中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比如德国的陆军、英国的海军、美国的议会等；而在孙元起先生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背后，也有着追求权力、排斥异己、意图独裁的念头。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局日趋复杂的原因之一。

“尽管现在中国局势日趋紧张，争斗随时可能从国会爆发，进而变成武装冲突蔓延到全国，但在笔者看来，却并非没有解决当前中国困境的办法，因为袁世凯先生和孙元起先生的思想里已经互相交融，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基础。他们只需像剑锷互指着对方喉咙的决斗者一样，各自后退一步，然后划分好权力分属，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有的争端自然都会迎刃而解。这也是近三百来西方政治斗争的经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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