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放钱？你这个说法很新鲜啊？难道在香港拍电影，还会遇到行政方面的麻烦么？”老首长开口说道。

“这倒是不会，香港的电影公司，和香港政府之间的联系，最多也就是电影上映之前的审核问题，其他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至于我说的放权放钱，这句话本来是简略的说，既然老首长你有兴趣听一下，那我就多说两句。

放权这种事情，是我对一部电影剧组的放权，只要按照剧本的规划，在上映没有问题和电影特性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我基本上不会对剧组有什么别的要求。

在香港拍电影，一部电影到底应该怎么拍，这其中需要询问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矛盾就是导演和制片人之间的矛盾。香港的电影界，制片人的权力是很大的，虽然导演才是一部电影真正的灵魂，但要是制片人这边否定了导演的能力，那么这部电影最终的拍摄方法，就不会是按照导演的想法来拍摄，而是按照制片人的想法来拍摄的。

而我的电影，我基本上是没有做过导演，通常都是做制片人。我和其他的制片人不太一样，因为我对电影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只要导演没有把我的电影拍出线，我很少会提出别的意见。或许这样说，有人会说我很懒，做制片居然给导演那么大的权力。

但是在我看来，只要导演没有把我的电影给拍烂掉，我干嘛还费那么多的精神去管他们呢？甚至于只要他们弄出来的镜头好，比我预想当中的镜头还要好，改一下电影的剧本，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我对在电影的拍摄上展现我的权威不感兴趣，我只对最后成型的电影达到我要求没有感兴趣。

所以在我监制的那几部电影当中，最后的票房还是相当理想的，这其中有我电影剧本的功劳，也有演员的努力，更有导演拍摄的功劳，但归根结底，是在于我敢于放权，不乱干扰导演的思路，取得的好效果。

要知道电影这东西最讲究的就是连贯性，每一个导演都有他独特的风格，在基本确定了拍摄的思路以后，制片和导演的要求，本就已经满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制片时不时的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那么电影拍出来，就很容易把电影里面的精神给抹掉，显得有些乱七八糟，镜头和内容变得混乱，这样的电影，就是糟糕的电影，不会出什么成绩，反倒会亏本。我一向不喜欢做亏本的买卖，所以先把事情说清楚了以后，就会尽量让导演按照他的表现来拍摄电影，让内容连贯。

而放钱这个说法，就更容易理解。在我之前，香港的电影通常都是粗制滥造，尤其是邵氏的电影，他们的电影市场实在是太小，连带着整个市场都变得萎靡。邵氏的失败就是失败在对资金控制的严格上面。

虽然我同样也对资金控制严格，甚至还有专业的会计师对电影拍摄的资金做统计。但我拍电影的时候，却不像邵氏那样什么地方的钱都控制得严格，我在电影上面的投资，是该花钱的地方就必须要花钱，不该花的钱那就不花。不像六叔那样该花的钱不该花的钱都一个劲的掌控，那样到头来电影的投资，就只能是打水漂，最后就得亏本。

我最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手上的钱不多，那个时候就尽量的节省，但是就算那个时候，我拍电影也没有敷衍过，该花的钱是必须花的，就是在别的地方控制成本。但等到我后面有钱了，我拍电影就不单单是电影本身需要花的钱放松管制，就连别的方面，就比如演员的酬劳，还有幕后团队的工资，我也会尽量的多给一些，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赚到钱，而放钱，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方面放钱。

就像我拍摄的那部《英雄本色》，如果那部电影让邵氏或者嘉禾来拍摄，他们用的钱绝对不会超过三百万港币，这还包括演员的酬劳，和幕后的工钱，但是我拍那部电影的时候，整整花了五百万港币。

这样做，不是说我的钱多得没有地方花，主要还是在于电影的质量上，会有很好的效果。如果让他们来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或许会在香港有很好的票房，东亚地区的票房也会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