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作训条令》归纳士兵作战和训练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将之一一列举。《士兵内务条令》则关注士兵日常生活，对军容军仪、生活作风、上下级关系、与百姓关系等进行说明。这两部条令主要强调士兵应当做什么，并且如何去做，而《暂行军纪条令》则规定不应当做什么，一旦士兵做了不应当做的，会受到什么样的针对性处罚。实际上李诚中所谓的“军纪条令”就是军法条令，只是规避了“军法”这个字眼而已。

为了便于士兵理解，李诚中把《暂行军纪条令》的内容分为三类，即轻度违纪、中度违纪和严重违纪，并针对性的归纳出三种处罚方式。轻度违纪，即作训中未完成要求、生活上散漫无序，或者军容军仪不合规定等，处罚力度也较轻，通常为当众批评、警告、简单体罚等，其中又分别视情况分出三六九等。中度违纪，即执勤懈怠、军议迟到、破坏器物、作风不检、浪费奢靡、顶撞上官等等，处罚力度则加重，通常包括禁闭、军杖、扣饷、降职等。严重违纪，即作战不坚、违抗命令、**妇女、残杀同僚、抢功冒名、偷窃和私吞财物等，实施的惩处也比较严厉，包括免除官职、开除军籍、斩首乃至牵连家族等。

这套《暂行军纪条令》非常细致，不厌其烦，生恐遗漏掉那些细枝末节。当时冯道建议，不必制定那么详细，应当容许军法官有一定的操作弹性，但他的建议直接被李诚中严词否决。按照李诚中的话来说，军法应当详细明确，减少操作弹性，尽量降低军法官因为个人好恶而随意执行的空间。

冯道问，那么多士兵、那么多琐事，军法能够一一列举齐备吗？总是会有疏漏之处的，到时候怎么办？李诚中回答，军法中没有规定的条款，一律不作惩处！宁可有漏网之鱼，不可有无辜之冤。李诚中还解释，之所以这部军法定名为《暂行军纪条令》，其中的“暂行”二字，就是为了留出开口，以待将来随时弥补。条令中的规定是可以添加的，但是人命却是无法挽回的，因此，定法之时必须慎之又慎。

冯道还对条令中的处罚方式提出异议，他认为处罚太轻了，并且这些处罚办法中竟然没有黥面、宫刑、断肢等威慑性强的律令，不利于军队养成森严的军纪。李诚中则认为，森严军纪的养成并不在于处罚的力度，而在于让士兵明确的知道，做了什么事情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只要所承担的后果远高于所获得的利益，那么这种规定就会有效。同时，让士兵经常性的体会到军法无处不在的威严，比直接将违法士兵处死的展示性效果远远要强，在执行的时候也要容易得多。

两人为此争论半天，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李诚中只能无奈的告诉冯道，如果动辄将违纪士兵处死或致残，那么他手下将无兵可用。这也是这个时代的通例，冯道听完后默然良久，便不再坚持。

除了《士兵通行条令》外，李诚中还打算拟定《军官通行条令》，对军官的行为也进行规范。只不过他现在就那么点兵，军官也不多，而且伙长这样的军官其实真要算起来并不是军官，这项条令的制定也就并不急迫。

在李诚中的规划中，伍长、伙长一级的军官应当算作后世的士官，这些人才是一支部队真正的精锐核心。一支部队能否招之能战、战之能胜，从战术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部队中士官的素质。他有一个还不成熟的想法，他想将现在前营的所有士兵都作为后世的士官来培养，这些老兵可以不担任军职，甚至依然处于伙长、伍长等的指挥下，但要授予一定的秩别，如陪戎副尉、校尉等，给予相比新兵而言更好的待遇，并在平时对他们进行更好的训练，将来一旦扩充军队，便可迅速组建一支能战的大军。

光华二年十二月三日，《平州军前营士兵内务条令》开始在白狼山军寨推广。因为军寨中没有足够的纸张书绢，这部条令总共只抄录了六本，指挥使李诚中一本，甲都、乙都、丙都的姜苗、张兴重、周砍刀等三个都头各一本，王大郎和赵大共用一本，还有一本备存在冯道处。

条令以口传的方式进行学习，首先要求各都都头、各队队官和各伙伙长强制背诵。在冯道一句一句的解读和带领下，数十名伙长以上军官开始了痛苦的背书历程。五天之后，所有士兵在伙长的带领下开始重复这一过程。十天后，条令开始试行。在试行十天中，各伙、各队、各都将试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和反馈，然后李诚中召集队正以上军官研究了这些反馈回来的意见和建议，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条令进行了改进。

光化三年正月初一，《平州军前营士兵内务条令》正式实行。

光化三年二月初一，《平州军前营士兵作训条令》正式实行。

光华三年三月初一，《平州军前营士兵暂行军纪条令》正式实行。

同日，三大条令合并，《平州军前营士兵通行条令》完成，并在前营正式实行。